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引进和利用外国教材的历史进程与理性思考
张立彬（教育部南开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 教材是体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载体，在深化教学改革、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引进和利用外国教材工作发展迅猛。为借鉴、吸收国外优秀教材并把握发达国家教材发展的方向和潮流，全国成立了13个外国教材中心。三十年来，我国引进、积累了近三十万册优秀的外国原版教学用书，逐步积累起各类学科专业全面、系统、配套的外国教材体系。各中心经过八十年代的引进积累，九十年代的计算机管理，迎来了新世纪数字化时代。目前，各中心紧密围绕教材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为全国高校的理工、农医、经管等各科各类专业提供外国教材信息、中外教学信息和中外教材最新出版信息，进一步向着深层次、人性化网络服务的方向发展。
[关 键 词] 外国教材；引进利用；教材信息；教学信息；出版信息
引进与利用优秀的外国教材，吸收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对推动我国教材建设，不断提高教育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此，本文仅以我国外国教材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发展为例，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引进与利用外国教材工作的基本情况、工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展望了中心未来的主要工作等。
1 改革开放前我国引进与利用外国教材的历史回顾
我国引进与利用外国教材肇始于清末1862年洋务派最早创办的学堂―京师同文馆。此时期，这类外语学校除了开设众多的外语课程外，还开设了算学、格致（物理）、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天文等“西学”课程，引进了大量西方教材和著作，开创了中国教育主动引进西方教材的先河。在此时期，教材从“中学”转到了“西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了近20所大学，如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等。而同期的国立大学寥寥无几，不到教会大学的一半。教会大学利用联系西方的便利条件，直接地引进近代教育制度和办学模式，最早引进了“西学”教材，成为那一时期引进利用外国教材的主力军。如圣约翰大学直接引进美国著名大学的原版英文教材，其医学院就直接采用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材；震旦大学所授课程基本上照搬法国大学课程，用法国教材并仿效法国大学的考试制度；早期的金陵大学不仅使用的教材均来自美国，甚至图书杂志、教学仪器及至生活设施都来自美国。
同时期，中国政府或地方举办的大学仅几所。其中，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影响巨大。北洋大学堂1895年创建，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该校聘请美国传教士丁家立为学堂总教习，直接引进原版哈佛、耶鲁教材，可见外国教材在近代高等教育中地位之重要。京师大学堂采购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几所高校的教科书和课程作为教科书或参考，后又参照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课程设置和教材等。可见当时教材非常之缺乏，故各大学从创办起就特别重视引进与利用外国教材。
民国时期，我国教材的引进由日本转向欧美。欧美大学的教材为民国时期我国高校外国教材的主要来源。民国初年，日本的教材曾被大量引进和翻译。当时中国引进的教材虽说是以日本为主，但教材内容多译自欧美各国。这一时期，英、德、美、法教材很少直接购置，多从日本购买或由驻日使臣采买。1920年以后，各大学开始系统地引进翻译欧美大学教材，其中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材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我国引进外国教材的特点是，国立大学成为引进外国教材的主力军，私立大学和军事院校为补充，教会大学保持国际化传统，并加快世俗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在国家“苏化”的进程中，高校放弃了“西化”教育传统，走上了“苏化”的道路。此时期，高校教材引进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高校被动、苏联教材为主体，俄语大行其道，引进方式为“一元移植”模式，西方原版教材退避三舍。近30年，随着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我国高校也得到了恢复发展，办学重新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欧美模式。这一阶段教材引进的特点是，主要引进欧美教材，前期以政府推动为主，后期高校归位，成为教材引进的主力，引进方式为“多元移植”模式。
2 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与利用外国教材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引进与利用外国教材的发展经历了初创阶段（1979-1985年）、完善阶段（1985-1995年）、数字化阶段（1995-2005年）和人性化阶段（2005-今）。
2.1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发展的初创阶段
此阶段基本处于走向改革开放时期和文革后第一个五年规划（1981-1985年），即“六五”规划时期。此时期显著的特点是：十年动乱后，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在教育领域，此阶段处于教育部制定的“文革”后第一轮教材规划（1978-1980）和第二轮教材规划（1981-1985年的“六五”教材建设规划）中。其中，第一轮教材规划重点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第二轮教材规划，明确提出了“打好基础，精选内容，逐步更新，利于教学”的十六字方针，要求以提高质量为中心，对已出版的教材进行修订。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非常重视科学和教育工作。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1]1978年2月10日，又指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证。”[2]还曾进一步指出：要引进一批外国教材……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西德的自然科学教材。这些指示为高校教材建设指明了方向。
经过酝酿和筹备，1979年2月2日，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速引进外国高等学校教材的几项规定》，（[79]教高二字003号）1979年3月28日，教育部又发布了《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79]教高二字006号）。前者谈了“引进外国教材的目标和要求”、“引进的途径”、“引进工作的组织”等三方面内容。后者从“任务与要求”、“采编、分发、复制与交流”、“管理与使用”、“中心图书室的建议”和“组织领导”等各个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后者还明确说明了“中心”创办的理由和决定：“为了加强外国教材的引进、积累、管理和使用，推动我国的教材建设，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把高等学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决定在全国六个大区中的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工学院、华南工学院、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当时高教社与人教社合一，1983年再度分社后，中心设在高教社），设立九个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1979年5月前后，九个中心相继开放。同年，在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大力协助下，教育部为每个中心购入国外出版的理科、工科基础课教材和教学参考书5000册左右。此阶段，全国各外国教材中心在教材的引进积累、管理服务、评介研究和开发利用诸方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1979年起，教育部每年拨款80万至100万供各中心引进外国教材。到1985年初，九个中心平均入藏外国教材图书1.5万余种，合计10万余册（其中英德法文书占74%，日文书占21%，俄文书占5%）。
2.2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发展的完善阶段
此阶段基本处于我国“七五”规划（1986-1990年）和“八五”规划（1991-1995年）时期。此阶段显著的特点是：全国处于改革闯关和改革潮涌时期，迎来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光荣与梦想的新时代。在教育领域，此时期教育部制定了第三轮教材规划（即“七五”教材建设规划）和第四轮教材规划（即“八五”教材建设规划）。其中第三轮教材规划以“继续提高质量，努力扩大品种，逐步形成特点”为主要标志并朝着多层次、多样化、系列配套方向发展。明确指出高校教材必须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启发性、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性和教学适用性的要求。第四轮教材规划是前三轮规划的继续和发展，强调改革，重视质量，注意配套，大力开发声像教材和CAI软件等。[3]
到了1985年，全国外国教材中心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书价上涨，经费太少；引进的教材科类不全，如仅有理工方面，没有农医科类；教材种数较少，不够系统和配套；藏书利用率不高；“一式九份”的统订方式使得各中心藏书建设缺乏特色，也不利于发挥各中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等等。为了贯彻小平同志于1983年10月1日准确全面概括地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工作方针，教育部1985年4月召开了外国教材中心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了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的主要职责：要按照各自分工承担的专业类别，根据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引进世界各国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理、工、农、医和经管各科教材。既要注意引进各种通用的、基本的教材，又要注意引进各种具有一定特色和独到见解的教材，并注意一些丛书、多卷书的系列性，逐步在全国范围内积累起理工农医各科各类专业的全面、系统、配套的外国教材体系。
调整增补后的外国教材中心13个，其藏书分工如下：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成套引进外国著名大学现用的理科、工科和管理学科的教材。理科各专业具体分工为：复旦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数学类；南开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物理类；吉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化学类；南京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地学、天文、气象类；武汉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生物类。工科各专业具体分工为：重庆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机械类；西安交通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电子、电力类；南京工学院（即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土木建筑、工程力学类；华南工学院（即华南理工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化工类。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引进农科外国教材；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负责引进医科外国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外国教材中心负责引进部分理科及工科基础课外国教材，以及收集、积累留学回国人员带回来的国外未公开出版的讲义及其他教学资料。
2.3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发展的数字化阶段
此阶段基本处于我国“九五”（1996-2000年）和“十五”（2001-2005年）规划时期。此阶段显著特点是：各行各业步入了计算机管理和数字化建设时代。此阶段教育部制定了第五轮教材规划（即“九五”教材建设规划）和第六轮教材规划（即“十五”教材建设规划）。其中，第五轮教材规划明确提出要适应培养跨世纪高质量人才的要求，紧密结合教学实际，编写出质量更高、品种齐全、各具特色、适用性更强的教材。第六轮教材规划指出建设适应21世纪的高素质、创造型人才需要的教材体系，即包括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多品种系列配套的教材体系。另外，此时期与教材建设相关的重大数字化项目还有，1998年国家批准建设的、管理中心设在北大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简称CALIS项目），该项目中含有复旦大学承建的 “教学参考信息子项目”。此外，与我国“外国教材引进项目”、“CALIS项目”，紧密相关的还有2004年3月15日正式启动并开始提供服务的“CASHL项目”。管理中心设在北大图书馆的“CASHL项目”即“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为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国性的唯一的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收藏和服务中心，其最终目标是成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平台”。[4]
“九五”前，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就较为注重系统引进，办出了特色。该中心根据美国各名牌大学的课程教材目录，系统引进了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工、经济管理学科的成套教材，并且建立了课程/教材的微机检索系统。为全国各地的100多个单位的读者提供阅览、检索、复制、咨询等多项服务。到了“九五”时期，全国大部分高校特别是进入“211工程”和“985计划”的高校大都大幅度地增加了图书馆的文献资料购置费，加快了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上述高校基本上都成立了数字化资源部，提高了图书馆的知识管理和服务水平。外国教材中心的数字化建设与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同步。以复旦大学图书馆为例：1999年开始计划建设外国教材中心馆藏图书目录数据库，2000年至2002年完成了外国教材中心阅览室当时所有图书的书目数据和馆藏数据回溯录入，使读者可以通过计算机检索外国教材中心的每一本图书信息，方便了读者使用。此时期，其他外国教材中心也纷纷迅速建立了各具特色的专题数据库：如南京大学根据世界一流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材配套情况，研制了哈佛、斯坦福、MIT三校教材/教参数据库；武汉大学2004年开始启动“国外大学生命科学教学资源数据库”建设，它含有28所国外著名大学、37个院系、62个专业、850门课程、441种教材、203位教师等相关信息。西安交通大学的“电子、电力类国外大学信息库”到2005年5月也已基本完成，设有5个一级学科、20所大学、1393条信息。
2.4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发展的人性化阶段
此阶段基本处于我国“十一五”规划时期（2006-2010年）。此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各行各业科学发展上水平时期。在教育领域，教育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各高校等都制定了第七轮教材规划（即“十一五”教材建设规划）。如“北京高校‘十一五’教材建设规划的意见”。第七轮教材规划以精品教材建设为核心，要求编写、出版一批具有特色、充分适应新时期教学改革要求的内容新、水平高、实用性和适用性强的精品教材，全面完善多类型、多层次立体化教材建设。所谓“立体化教材”亦即“多元化教材”，它除了具有传统教材的纸质形式的书本之外，还包括与教学内容相关的音像制品、电子文档和网络出版物等。深层次、人性化网络服务阶段就是在“科学发展上水平”指导精神下工作的。
2005年后，全国13家外国教材中心开始围绕着各中心网站和教育部外国教材信息平台展开工作。各中心网站各具特色，其日常工作一般可在网站上体现出来，如经常更新的“新书通报”、“新书推介”、“新书导读”、“新书点评”、“教材评介研究”、“外文馆藏信息”、“工作研究”、“新书推荐”、“访客留言”、“网络书目信息”、“国外名牌大学的教学信息”、“国内名牌大学的教学信息”、“网络课件信息集锦”、“国内外某学科领域相关站点”等板块。上述有关栏目很好地实现了各中心与读者的互动交流。
另外，2008年1月通过验收的“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信息系统平台”使人性化网络服务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截止到2009年5月，该数据库已成功装载全国13家外国教材中心提供的馆藏外国教材数据41402条，国内高校课程数据466条，国外著名大学课程数据3007条，国内外教材出版信息5468条。到目前为止，该信息平台访问量已超过100万人次。该信息平台的建设为国内各高校师生提供了一个了解、参考、借鉴和获取外国教材的窗口，为高校双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服务，进一步提升了外国教材中心的影响力。该信息平台在高校教学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工作取得的成绩
3.1 管理体制的形成，法规制度的落实和人才队伍的建立，为外国教材中心工作提供了科学管理和组织保证。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根据教育改革的迫切需要而设立的。教育部高教司有专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为了方便利用外国原版教材，教育部在六大高等院校比较集中的大区建立了13个外国教材中心。在行政领导方面，各中心隶属所在单位图书馆直接管理；在业务方面，各中心接受教育部高教司的具体指导，有的业务工作委托相干中心进行协调；在人员配备方面，原则上由所在图书馆挖掘潜力，调剂安排，通常从骨干队伍中择优选取合适人员并有计划地逐步补充若干专职人员；在购书经费方面，教育部视各中心的任务情况、完成工作情况分配补贴额度，补贴比例为50%；在中心管理方面，各中心属于所在单位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所在单位具体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各所在单位有一位领导同志分管这项工作。
教育部或教育部与其他部委联合颁布的《关于加速引进外国高等学校教材的几项规定》、《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加强外国教材引进和改进外国教材中心图书室工作的意见》（[85]教理材字007号）等一系列外国教材建设法规制度的贯彻实施，以及在有关高等院校教材建设的文件，如《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关于加强外国教材影印工作的联合通知》、《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使用外国教材管理的通知》（教高厅[2006]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九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选题的通知》（教高[2006]9号）、《北京高校“十一五”教材建设规划的意见》等精神的指引下，有力地保证并指导了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使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建设逐步走上了有章可循、科学管理的轨道。
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由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两支队伍组成。各中心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按教育部的要求，在所在单位图书馆的骨干队伍中选拔的，同时，各中心视工作任务情况灵活地补充了若干专职人员和临时人员。在外国教材中心的待遇上，有关高校图书馆基本上都能按教育部的要求，与教育部批准设置的专门研究室（所）同样对待。关于研究人员，各中心前后成立了“外国教材中心研究（咨询）组”，研究（咨询）组成员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研究（咨询）组是中心下设的学术性组织，他们主要的任务是负责选购、评介、研究和推荐各科各类专业外国原版教材，提高和保证了中心的藏书质量和专业特色。如，吉林大学曾聘请了知名化学专家任中心主任，校教务长和一名副馆长兼任副主任。研究组成员由5名教授、6名副教授、2名讲师和1名干部组成。还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大学从95年开始，先后聘用了8名博士生，利用助教工作学时，结合他们本身的专业特长，配合开展了分学科的西文图书评介及藏书建设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较优异的成绩。[5]
3.2 原版资料的使用、部分内容的吸收和教参资料的借鉴，大大提升了高校教材修订与编撰的质量。
国内很多大学，特别是理工农医管等理科大学，除了直接使用外国教材中心推荐的国外原版教材外，还充分利用中心提供的外国教材和外国教材资料源，先后编写了许多优秀的适合我国国情，而又被我国学生乐意接受的理工农医管理类教材，为提高我国教材质量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譬如：复旦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引进的Jeffrey H. Miller编写的《Experiments in molecular genetus》一书，曾被作为该校78届生物系学生的《分子遗传实验》教材。前几年，清华大学根据原版教材编写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基础教材和学术专著，如《线性代数》、《机械制图》、《高等数学教程》、《高等数学辅导》和《材料力学》等。由于教材针对学生实践，强调基本概念，理论联系实际，突出教学重点，实用性强，因此深受学生欢迎；北大医学部对比国外生理学教材W. F. Ganong 著《Review of Medical Physiology》、G. Ross著《Essentials of Human Physiology》，自编了英语生理学教科书《人体生理学》。该书中的英文说明简明、易懂，学生基本能掌握，效果很满意，比较适合学校的教学实际。又如华南理工大学自成立外国教材中心以来，引进了不少外国教材，通过对学科的研究，国内外教材的比对，颇有启发，编写了《机械设计制图》。此书特别适合我国国情，对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机械设计和制图的能力很有裨益。另外，许多外国教材还可帮助科研人员解决科研难题。可以说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引进的原版教材和教参用书为广大师生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3 对外国教材的点评、摘述、评介、研究，加大了宣传，扩大了影响，提高了藏书利用率。
外国教材引进后，如果不及时进行适当的评介推荐、主动服务，就会成为鲜为人知的“摆设”，无人问津，这将是极大的浪费。为了充分开发利用引进教材这一“宝贵资源”、“知识宝库”，提高引进效益和使用效率，我们必须认真组织好引进教材的评介研究宣传工作。对此，全国各外国教材中心采取了多种方式，把评介研究宣传工作作为一项日常的重要任务。如，有的中心对外国教材进行了点评介绍；有的中心对新书写了文摘；还有的中心对教材做了深入研究，撰写出几十篇甚至上百篇的评介研究论文。
2007年，外国教材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高潮。2007年初，在教育部高教司的牵头下，13家外国教材中心申请承担了“教育部外国教材研究项目”各子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除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负责“中国高校外文科技教学信息与资源服务系统”的建设外，其他12家中心分专业地承担了外国教材的调查研究工作，学科涉及数学（复旦大学），激光原理（南开大学），化学（吉林大学），矿物岩石矿床学（南京大学），微生物学（武汉大学），机械工程（重庆大学），电路（西安交通大学），土木工程（东南大学），工程图学（华南理工大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和生态学（高教社），以及农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医学生物化学（北大医学部）。2008年4月，教育部对13个项目进行了验收总结与评比。实践证明，上述高质量的外国教材研究成果可起到推动教材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实际作用。[6]
3.4 交流制度的建立既促进了各中心之间的工作交流，也加强了对各中心工作的检查与评估。
教育部每年召开一次工作经验交流会，会议通常有三四项内容：一是各中心总结汇报一年来的工作情况，重点包括：新书选购工作；读者借阅工作；馆际互借和资源共享工作；教材评介研究工作；教材推荐服务工作；网页更新工作；宣传中心资源扩大中心影响工作；承担与完成科研项目工作；参与教育部信息平台建设工作和下一年工作设想与建议等十项主要工作。通过汇报总结、工作交流，各中心达到了取长补短的效果，并力争来年工作更上一层楼。二是研讨外国教材中心如何更好地服务教学、服务科研、服务学科问题。如2009年5月召开的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应把外国教材中心办成“智力资源宝库”，成为“外国教材和教学资料基地”、“外国教材的研究基地”，做到一方面服务好全国高校的教学改革，另一方面服务好全国高校的学科建设。三是探讨与总结某些议题。四是明确布置下一年的工作计划等。
3.5 外国教材引进向系统、配套、大规模方向发展，更有利于教学的改革和学科的发展。
近年来，更加注重系统、成套、大规模引进，并不再拘泥于各中心的专业收藏，这也是外国教材中心引进积累教学用书的一大特色。如，2001年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达成一项合作计划，请对方帮助引进哈佛教学用书。2002年9月和2003年7月，两批计5620种7000余册哈佛原版教学用书到馆。与此同时2002年9月，还引进了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原版教材276种。其中仅2002年9月引进的3107种哈佛教学用书和276种MIT教学用书就投入资金达106675.34美元。2005年9月，第三批737种教学用书也到馆。这三批书主要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球科学、生物、医学、农学、工学、环境科学等，以文科类书居多。2006年10月，第四批2478册哈佛原版教学用书又到馆，2008年度，再次引进了哈佛教材1741册（种）新书。目前，复旦大学外国教材中心馆藏的哈佛大学原版教材10576种，MIT原版教材276种。全套哈佛和MIT教学用书陈列在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理科图书馆外国教材中心阅览室。该中心还专门设置了哈佛和MIT教学用书专架，并将这些专架排列在中心进门的醒目位置。[7]
3.6 外国教材研讨会的举办，为编撰出我国特色的新教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自1979年外国教材中心成立以来，全国13家外国教材中心先后都举办了各相关学科专业的外国教材研讨会，且在外国教材中心成立10周年前后形成一次高潮。有的中心，如北京大学医学外国教材中心举办过三期成功的学术讨论会：1989年10月举办了“生理、药理和流行病学”三门学科的外国教材研讨会；1992年3月举办了“病理生理学”外国医学教材研讨会；2007年8月举办了国外“生物化学”教材引进和利用研讨会。各学科专业的外国教材研讨会，通常请该学科专业的知名专家教授针对目前国外广泛使用的经典教材、国内有关教材及该专业的学科建设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促进了该学科的教材建设。举例来说，吉利大学外国教材中心1990年9月举办了“高等学校化学类外国教材成果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有清华、复旦、南开、吉大等13个单位，收到论文32篇。内容包括普通化学、无机、分析、有机、物理化学、环境化学、生物化学、有机地球化学、食品化学、高分子化学等专业学科，涉及美、英、苏、德、法、印度、挪威、日本等国化学教材。吉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作了题为“外国教材中心历史沿革、藏书建设与服务工作情况介绍”的大会发言。研究论文有对外国教材的介绍、评价，尤其侧重分析外国教材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继承性；有分析外国教材的编写特点；国内外教材的对比研究；介绍国外教材建设的动态和教材建设的经验以及使用外国教材的总结、心得体会；与化学相关的边缘、交叉学科教材引进、建设情况；借鉴吸收外国教材的先进内容，编写自己有特色的教材；结合外国教材，研究对我国教学改革、教材建设的改进等八个方面。再如，南开大学外国教材中心1989年12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物理类外国教材研讨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院校以及高教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17个单位，40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8篇。南开大学前校长母国光院士到会致词，原国家教委董哲潜处长作了讲话。这次会议除进行了学术研讨外，还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外国教材的研究和借鉴工作，以及我国教材建设的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3.7 服务方式的创新，充分发挥了教材的最大效益。
各个中心在日常工作中努力创新服务方式，千方百计地为提高引进教材的使用效率做了许多工作。除普遍对外国教材进行点评、摘要、评介、研究、学术研讨外，还开展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服务。（1）编制目录：教育部委托西安交通大学外国教材中心编印了两期中心联合目录，收录了原有9家中心截止1986年底的西文藏书约7000余册，分类编排并附书名索引，无偿分发全国各高校和有关部门部委、出版社。重庆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向全国100多所设有机械专业的高校和系科图书馆索取馆藏机械类书目，编印成联合目录再发给各高校。复旦大学对收藏的哈佛教学用书编印了可供读者查阅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哈佛教学用书目录》。该中心曾将《目录》邮寄到全国72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图书馆馆长手中，同时也将《目录》邮寄到教育部13家外国教材中心收藏，以供查阅，提高了该套原版教学用书的使用率。（2）举办专业书展：如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三家外国教材中心和全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各科交流教学用书。他们分别于1985、1986、1988年联合举办了3届大型教材展览。1988年6月，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两家外国教材中心在天津合办了为期一个月的新书展览会，并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西安交通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在西北几省区搞了外国教材图书巡展。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还曾举办过多期“小型专业书展”等。截止到1989年底，各中心共举办书展达40多次。（3）重庆大学外国教材中心设立的“报导橱窗”；中国农业大学利用校刊开辟的“新书介绍园地”；武汉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建立的“读者档案”；以及各中心普遍开展的“开架阅览”、“馆际互借”、“推荐复印”、“宣传介绍”等工作都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服务举措。
4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工作存在的问题
4.1 问题之一：知名度和影响力有限。此方面的表现有二：一是外国教材中心在高校和全国范围内了解的人和专门寻求中心所藏外国原版教学用书的人还是不多。目前，网页更新、互相链接是较为主要的宣传方式，13个“中心”和“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联合网页彼此之间都有链接。但在国家重要的相关网站如“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和“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上还没有直接的链接。二是目前教育部虽说每年都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召集所有的“中心”集中一起讨论某个特定议题或者交流过去的工作经验和布置未来的工作计划。但在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里，各中心之间的联系是比较分散的，大家平时大都各自埋头苦干，彼此没有紧密团结在一起，缺乏互相呼应，难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所发挥的影响力也就非常有限。这也就大大影响了优秀外文教材、教参的引进、推荐和宣传的效果。
4.2 问题之二：部分图书馆重视不够。教育部直属的外国教材中心绝大多数都设置在高校图书馆，由于部分高校对图书馆的重视不够，自然也影响到外国教材中心工作的开展。更重要的是，由于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不属于图书馆的传统工作，外国教材中心边缘化的趋向相对明显。致使部分高校图书馆本身对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譬如，（1）从网站建设情况看：几乎所有高校图书馆的信息门户网站都是页面美观、内容丰富、技术先进。但其下外国教材中心网页的页面不够精美、内容相当苍白、技术相对落后，还经常出现死站、旧站、空站现象，未很好地及时更新、维护与建设。（2）从人员配备情况看：各中心人员配备不一，有的中心人才济济，有的中心很少！其中，东南大学较为重视中心工作，该中心除配备4名管理人员外，还聘请了6名研究生助理馆员、9名勤工助学学生。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也比较重视，分别配备了6名和5名工作人员。有的中心仅有1名工作人员，2名勤工俭学学生。在如今任务繁重、头绪众多、工作要求细致、亟待上水平的今天，即使不怕辛苦、加班加点地拼命工作也难于同上述人员多的单位比对完成的工作量。故此，建议人员过少的单位应及时增加工作人员或增加助教博士生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名额。（3）从激励机制情况看：部分高校图书馆没有制定奖励措施，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劳动成果未及时得到鼓励和褒奖，难免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工作人员的干劲。
4.3 问题之三：书评质量参差不齐。目前，各“中心”的书评研究成果有两种形式：一是各中心召开外国教材研讨会后所出的论文集，这是传统的形式。二是各中心上网相互交流的书评。第一种形式的书评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较具研究性，但其研究面窄，成果少，缺乏及时性，目前各中心采纳的不多。第二种形式是目前各中心广泛采纳的形式，此种形式属于较简单基础性的工作，主要起导读作用。就撰写教材评介来说，多数中心本身配备的工作人员，无论从人数和学科背景都不能完全胜任。由于研究组里相关学科的专家教授教学科研任务重，没时间来做这项工作，所以各中心多聘请相关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来做此项工作。这种撰写主体为学生的模式，一者人员不固定，二者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所写的评介内容多以通过阅读理解前言、目录、部分章节，经翻译综合提炼，以中文文摘的形式发表。鉴于撰写者大多对原版外文教材理解不深透，难免把握不准教材的核心内容、学术价值和学术地位，故很难写出科学、准确、权威、精彩的好书评。
4.4 问题之四：引进教材数量种类偏少。从1979年起，教育部每年拨款80万至100万，供全国外国教材中心引进外国教材等使用。85年以前，外国教材的书价相对便宜，平均100元1种，每个中心约8~10万的购书经费可平均购进图书800~1000册左右。85年以后，由于：（1）中心由9家增加到13家；（2）教育部每年拨款仍是100万；（3）教育部高度重视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成套引进教材建设，给其一家的购书经费是其他各中心的8~10倍，除清华外其他中心较85年前经费减少了近一半；（4）85年后外文书刊不断提价；（5）外汇人民币比价的调整等。在上述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中心都面临经费拮据，购进数量急剧减少。自85年至90年，除清华外各中心平均每年购进300种左右图书。譬如南开大学外国教材中心，85年前中心藏书11000多种，到1990年仅达到13000多种。90年后外文书刊大幅度涨价，至今平均800元1种，除清华外其他中心平均每年购书250种左右。另据南京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前些年做的统计，全球每年出版的天文学方面的教学用书2000多种，若现在购买需经费160多万元，而今每年购买天文学方面的经费10万左右，可见每年购进的天文学方面的教材仅125种左右，占全球出版社教材的6%左右，可见各中心每年的购书经费只够买其中很少的一部分。[8]
4.5 问题之五：项目研究有待加强管理。研究项目一般由教育部高教司直接管理，包括经费的下拨、项目的验收等。2008年4月，在东南大学图书馆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上，对全国13家中心2007年1月承担的“教育部外国教材研究项目”各子项目进行了验收、评比和总结。会上全国13家中心负责人详细介绍了承担项目的立项过程、研究步骤，汇报了项目完成情况和相关研究成果。除一所大学因主客观原因未能按时完成项目外，其他项目都顺利结题。对项目做得好的清华大学、武汉大学、高教社、东南大学、北京大学等5个中心进行了奖励，对没有完成项目的1家中心进行了批评和处罚。通过对第一个项目的验收和总结发现，此项科研项目活动的管理工作总体上还是比较好的。但也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诸如：（1）高教司教学条件处过去比较注重抓宏观管理和事后监督，未能深入了解各中心项目的具体进程以及遇到的困难，这必然影响到整个项目的进度和顺利完成情况；（2）各项目中心基本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相互联系与交流的较少；（3）虽说有半数以上中心的馆长很重视研究项目，并亲自担任项目负责人，但由于部分馆长缺乏相应的专业背景，研究工作难免不细致、不深入；（4）还有的馆对项目的管理抓得不紧，措施不到位，造成项目不能按时完成等等。
5 我国外国教材中心工作发展展望
5.1 宣传中心的馆藏资源，扩大中心的影响力。
有的外国教材中心目前仍处于被动收藏、被动服务的阶段，对所负责收藏学科的国外原版教材、教参信息未能深入系统地进行整理，对已有原版教材、教参图书未能做出简明、准确、科学的点评、摘述、评介，以及对目前相关院系所使用的教材、教参书籍情况未能全面了解，从而导致大部分外国教材中心对所收藏的外国教材文献宣传力度不够，致使许多教师、研究生、本科生对外国教材中心的收藏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造成相当一部分外文教材、教参使用率低，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对此：（1）外国教材中心应从多角度出发加强馆藏外文图书的宣传，如将各中心网页链接到学校主页、图书馆主页、相关院系主页以及国家重要的相关教学网站；（2）在学校举办多期外国教材专业书展；（3）在图书馆的重要场所或网页的显著位置广泛介绍外国教材中心的馆藏情况；（4）办壁报及时宣传和揭示原版新教材等。
5.2 进一步提高外国教材评介研究的水平
各中心工作人员要及时而全面地浏览新到原版教材、教参书籍，由各中心研究组的专家、教授或硕、博士研究生推荐介绍，力争把一些有特色、有价值的外国教材进行点评、评介和研究。其中，评介内容主要包括：版本情况，作者的学术背景和学术地位等情况，该书的创作因由，该书的内容简介，该书的特点或特色，该书的学术价值，该书的社会反映，该书的目录及附录内容。在上述八个方面中，该书的特点是书评的重点，一般应从知识结构、内容描述方式、创新程度、图表运用、理论联系实际情况等诸方面入手进行评述。深层次的评价研究应从以下三方面多加考虑：（1）通过对同一本书新旧版本的对比研究，以及某一学科对不同时期的不同书目或同一书目不同作者的图书进行比较，界定评价该书在本学科发展中的新成就及其学术价值；（2）对国内外同类教材进行概括与对比分析，对国内外同类课程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国外教材对国内本学科课程进行改革；（3）通过对国内外不同学者同一时期对某一学科的不同著作进行对比研究，对学科发展进行横向比较，界定评价该书在世界学术界的代表性及其学术地位。
5.3 加强网站建设，力争使网页更新成为日常工作
外国教材中心的网页是对各中心已有资源的有机整合，是当前最有力的宣传与服务手段。网页建设的目的是让读者以最佳的途径、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法获取外国教材资源，最大限度的提高外国教材的利用率。在网站建设方面，武汉大学外国教材中心网站和复旦大学外国教材中心网站建设比较好，更新地也较快。如，对于“新书通报”栏目，这两个中心是按月更新，可以说更新最快、最频繁。可有的中心网站差距比较大，要么没有任何内容，要么链接地址无效，要么链接到该中心图书馆的主页上，大大影响了外国教材资源的利用。对此：（1）建议网站建设工作比较落后的单位领导，要重视网站建设，把此项工作抓上去；（2）高教司更要积极发挥督促检查作用，可对网站建设工作进行一次评估与评比等；（3）鉴于网站是提供信息服务的重要窗口，内容的更新就显得极为关键，所以各中心网站应将“新书通报”、“新书点评”等栏目内容的更新频率提高，不能一年甚至几年才更新一次，而应缩短更新周期，保证至少按季度更新，可视工作情况争取按月甚至更短周期及时地更新；（4）对与读者互动中提出的外国教材中心的有关问题，应在一个工作日内解答。总之，各中心应充分地利用网络这个有效的途径，认真做好外国教材的宣传与推荐服务工作。
5.4 选拔调配一批高素质的中心专职管理人员
在网络环境下，外国教材中心服务的内容、手段、条件、方式等正由传统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计算机和通信技术已成为外国教材中心收藏、加工、存储、检索和传播外国教材知识信息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外国教材中心管理人员既应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计算机操作技能；又因工作性质需要，还要有敬业精神、组织管理能力、专业背景、科研能力和教学经验。可见，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是具有多项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其中，外语水平和计算机操作能力是完成工作所需的基本能力；敬业精神和组织管理能力是做好中心工作的前提；专业背景、科研能力和教学经验是提升中心工作水平的重要因素。对此，各中心在有计划引进补充专职管理人员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现有外国教材中心管理人员的系统培训。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解答日常面对面咨询，实现与读者互动，建设中心特色网站，参与教育部信息平台建设，高质量完成科研项目和外国教材中心业务工作的需要。
5.5 切实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001年，教育部为加快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优秀人才，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通知中，指出：“本科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语言进行公共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并进一步明确指出：“重点高校3年内开出5%~10%的双语课程；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目前这一工作在重点高校中已全面展开，而师生反映较强烈的是，原版教材好是好，但价格太高，当前平均800元左右一本，学校难以承受。为防止侵犯著作权情况的发生，教育部办公厅2006年11月下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使用外国教材管理的通知》，该通知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在使用外国教材过程中，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也存在少数高等学校，未经授权擅自复制和使用外国教材侵犯著作权的情况。”为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使用外国教材的管理工作，明确提出要求：“高等学校要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使用的外国教材必须是原版或授权的国内版教材。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权利人授权许可，都不得擅自复制使用外国教材”；“对违反规定复制、出版、使用外国教材者，应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院（系）、出版社、学校领导的责任，并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严肃处理。”
今后怎样想法降低同一类较大数量原版教材引进的价格，以及怎样解决电子图书版权问题将是各中心为双语教学工作服务的突破口。总之，各中心要在尊重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想方设法为高校的双语教学和编撰新教材工作提供服务和保证。
6 结语
外国教材中心经过八十年代的引进积累，九十年代的计算机管理，迎来了新世纪数字化时代，目前各中心工作进一步向着深层次、人性化网络服务的方向发展。通过回顾与展望，我们欣喜地发现，在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教材体系而努力的过程中，外国教材中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外国教材中心的工作重点，正由过去的引进、积累与利用的被动模式向着数字化信息服务的主动模式转变。对此，鉴于购书经费短缺，书价大幅度上涨的实际情况，各中心在日常工作中，不能仅仅看到外国教材引进的不足，而应进一步紧密围绕全国高校的教材建设、教学科研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提供多方位的相关外国教材信息、中外教材出版信息和中外教学信息的深层次网络服务。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55.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424.
[3]教育部高教司王镭等.“七五”期间高等教育的教材建设和“八五”期间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设想.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990（1）：21-25.
[4]全国高校教学研究中心刘中仁、熊斌.高等教育教材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中国大学教学，2001（5）：28-30.
[5]清华大学外国教材中心刘玉兰、邵敏.助教博士生与大学图书馆建设.大学图书馆学报，1999（3）：22-23.
[6]东南大学外国教材中心陈东毅等.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教材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8（6）：40-43.
[7]复旦大学图书馆陈超群.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哈佛教学用书的引进与利用.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07（2）：33-36.
[8]复旦大学外国教材中心郝群.教育部外国教材中心发展综述.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7（4）：91-96.
[作者简介] 张立彬（1964―），男，河北石家庄人，南开大学图书馆副教授，现主要从事信息文化、信息技术和外国教材研究，发表各类学术论文9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或论点摘编4篇。
张立彬联系方式：zhanglibin@nankai.edu.cn；手机：13702106881。
